“三农”问题具有政治性、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一以贯之格外的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大多数来自,“三农”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三农”工作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战场,“三农”工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前,我们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农”要充分的发挥“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基础支撑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必须在内部薄弱、外部环境不佳的特定时期,为近代国防、近代产业寻求更多支持,这就要求我们逐渐完善计划经济制度,使农业成为工农业的原始积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既有战略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升“三农”战略体系化水平。一是进行土地改革。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通过土地改革,新中国3亿多农民获得土地。这一举措极大地提振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奠定了农民主体地位。同时,土地改革还建立了新的乡村政治秩序。
二是实行“一化三改”。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和“一体两翼”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策略的重心。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在理清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推行积极的工业化政策。
三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做调整。随后,工业、商业、手工业、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也做调整,并相继制定了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党和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初步建成了工业体系,保障了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在这一时期,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到2000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发展的策略开始聚焦于“三农”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国推行,标志着“三农”战略的出发点直指“三农”问题本身,而不再是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由此,农业农村发展获得更多自主性。
一是试点、推广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白准确地提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做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
二是鼓励发展乡镇企业。1984年3月1日,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并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以促进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三是探索和完善村民自治。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逐步推动了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鉴于“三农”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及由此出现的农村衰败、农地撂荒、农业兼业化、老人务农甚至无人务农等现象,党中央审时度势,在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进入21世纪,我国的“三农”政策实现重大转变,实行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方略。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印发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逐步建立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0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央提出的两个趋向重要论断,是我们党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上的深化,对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正确地处理新时期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党的报告说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21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了福利型、公益型、保障型、保险型和培育型共计一百多项支农强农惠农政策。这一时期,农村初现福利提升、公益优化、保障兜底、保险呵护和培育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乡村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内生动力和比较优势不足,且有关政策的系统性和体系性不强。为此,乡村发展还需战略调整和整体部署。
“三农”稳,全国才会稳;“三农”好,全国才会好。“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业依然是短腿、农村依然是短板,只有稳固农业这一基础,才能赢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动权;只有农村和谐稳定,全国改革发展的大局才能稳定。
第四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且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快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我们党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基本战略架构和体制架构。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要通过规划先行,制度创新,系统推进,分散实施,才能线年两会期间,习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2020年,习又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要求,即“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2020年,习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将重心工作转移到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部署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在这次会议上,习还强调,“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求“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
在这一时期,我们要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优质农业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走绿色农村发展道路;发展农业文明,走农村文化繁荣道路;对农村社会管理制度进行创新,走乡村善治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就要将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并且全部建设成高标准农田。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指出:“从现在起,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重要一环。强国必须先强农,农强才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不可能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
另外,我们还需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应,依靠科学技术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2024年,《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该文件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确保(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个提升(重点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两个强化(强化科学技术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的总体框架,为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三农”工作、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2024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我们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推动我们国家在农业强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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